10月4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新德里进行的一次国际安全对话会议上，明确拒绝将印度贴上“新兴中等强国”标签。他指出这一标签是外部强加的术语，印度自我认定为具有7000年文明历史的“文明型大国”，在国际秩序中与其对话资格的国家极为有限。苏杰生的表态传达出新德里对欧美国家试图将印度归入国际秩序的二等角色的拒绝，尤其在加拿大小等国家推动“中等强国合作”的背景下，印度希望能够获得与中国相当的战略地位。
苏杰生提到的“文明型大国”不仅强调历史，还意在将历史积淀转化为当今国际权力的合法性支持。他强调，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印度必须在二十国集团、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以及全球多边安全架构中占据重要位置，任何低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待遇都被视为对印度的战略冷落。
在其著作《印度之路》中，苏杰生提出印度应摆脱冷战时期被动平衡的外交策略，转而主动寻求国际秩序的引领地位。近年来，印度利用美西方的“印太战略”与中国的影响力抗衡，提升自身的战略价值。印度不仅积极参与美日印澳四方机制，还保持与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以增强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议价能力。
然而，苏杰生的声明面临矛盾：国际权力的平等建立在对等实力与反制能力之上，光靠外交语言无法改变西方主导的权力体系。尽管印度拥有地理优势与年轻人口，但其在经济、制造业和国防工业上的短板仍显著限制了其整体实力。
印度的国防自研能力不足是制约其成为一流大国的重要因素。尽管其是全球武器进口大国，但陆军和空军主力设备都严重依赖外部供应商。印度在国防领域的核心技术，特别是在战机和动力系统方面的高度依赖，使其在国际战略竞争中缺乏底气。
经济结构上，印度制造业发展缓慢，无法满足大量农业人口的就业需求。基础设施落后和缺乏必要的劳工培训使得外资企业在印度的发展受阻。实际的工业产出和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始终是评判国家实力的标准。若要摆脱“中等强国”的标签，印度需在国内治理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而非仅依靠外交辞令来争取大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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